【永利皇宫】周恩来创办觉悟社 启用“伍豪”这个代号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原标题:周恩来创办觉悟社 启用“伍豪”这个代号

原标题: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为何从党史上消失了?

  魅力周恩来》节选。

张申府何许人也?今天说起张申府,知道的人可能已不多。他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也是他向廖仲恺推荐的。

创办觉悟社

永利皇宫 1

9月2日,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出北京站,奔往天津。车里坐着周恩来、郭隆真和到北京请愿的天津男女学生代表们。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艰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打破了当时男女互不接触的界限,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1917年至1919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1921年,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利用赴法讲学的机会,在巴黎建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大家由进京请愿斗争的胜利谈到联合起来斗争的必要。率直活跃的姑娘郭隆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她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热烈的反响。张若名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最好合并成一个团体,便于统一行动。”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也传到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便由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和海外的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先后创建了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建党的前期准备。而周恩来正是因为在天津投身并领导五四运动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赴欧留学的。周恩来是由张申府、刘清扬两名党员作为介绍人找其谈话,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同意后,于1921年春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周恩来一直在倾听着大家的议论,渐渐地,他心里有了一个明确的主张。他站起来,沉静地说:“学习北京学生组织进步社团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经过考验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从事新思潮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还可以出版一种刊物。这样不是更好吗?”

永利皇宫 2

周恩来的倡议显然成熟多了,得到大家的赞同。新成立的团体取什么名呢?周恩来说:“就叫觉悟社,怎么样?”郭隆真等人高兴地拍着掌说:“好,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爱国口号,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她们还打破男女界限,跟天津学联并肩战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组织才能,尤其是她那激昂慷慨、铿锵有力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

经过10多天的准备,9月16日,温暖的秋阳照耀着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照耀着神采奕奕、分坐在会议桌两边的10位男青年和10位女青年。他们当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总统当面论战的勇士,有断指写血书赢得群众支持的英雄,有面对广大群众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有在反动军警的镇压下面不改色的巾帼豪杰。他们都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和令人激动的事迹。今天他们聚集到一起,将要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像一群勇敢的拓荒者一样,去开辟革命的前程。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以及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1919年11月16日,在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抗议福州惨案,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觉悟社精心组织之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于1920年1月29日出动军警,用武力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4名学生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天津一二九惨案。

周恩来站起来,眼睛里放着光,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用压抑不住的激动声调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以无限敬慕的神情,望着他那清癯的双颊,因日夜操劳而布着血丝但仍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激动地望了望大家也同样激动的面容后,继续说:“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当时,华法教育会正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许多有志青年不满国内军阀混战,为寻求国家出路,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920年底,觉悟社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11月2日,周恩来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启程先行去法。11月23日,刘清扬也踏上出国之路,她与被聘赴巴黎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同船赴法。赴法途中,张申府向刘清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讲述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党的性质,使刘清扬对共产党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庄严的气氛中,社员们彼此互相介绍,郭隆真特别介绍了其中年龄最小却最活泼、大方的姑娘——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邓文淑。

到了巴黎,刘清扬与已在雷诺汽车厂当学徒的周恩来等先期赴法的青年学子会合,并介绍周恩来与张申府见面、相识。据张申府女儿介绍,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给他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张申府认为,周恩来卓越超群,气度非凡,头脑冷静,思维缜密,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生领袖。

邓文淑乳名玉爱,才华出众,擅长演说,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父亲邓庭忠曾是广西南宁镇台(武官),1908年在新疆暴病而死。母亲杨振德在医学上的造诣较高,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母女俩辗转来到天津,靠行医维持生活。1913年初,小玉爱随妈妈来到北京,并进了平民学校,取学名“文淑”。可是,好景不长,学校的校长是社会党人,学校被查封,母女俩只得回到天津,邓文淑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两年后,邓文淑跳级报考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预科,并以第3名的成绩考上预科,获得学费宿费全免的奖励。第二年,邓文淑顺利升入本科。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邓文淑与同班同学张嗣婧、梁岫尘、张若名、刘韵玲等“五朵金花”被称为女师十学级的“五魁首”。

永利皇宫 3

听完有关邓文淑的介绍,周恩来向她投以赞赏、信任的目光。这时,邓文淑站了起来,说:“自今天起,我自己改名为”颖超”,开始新的革命人生。”话音刚落,大家不由得齐刷刷地鼓起掌来。

1921年初,张申府首先发展刘清扬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二三月间,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赵世炎、陈公培持陈独秀的信与张申府接上关系。至此,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其成员即为以上5人,由张申府担任负责人。它与国内的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因为来不及通知远隔重洋的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它没有派代表参加。

大家介绍完毕,周恩来接着说:“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觉悟社正式诞生了。

1923年冬,刘清扬与张申府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一道从德国途经苏俄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并担任报社总经理。

会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根据大家讨论的共同看法和志向,结合“觉悟”这一主题词,周恩来在会后加紧起草《宣言》。《宣言》宣布觉悟社的目标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和“自决”。它要求社员“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

1924年,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向廖仲恺力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在此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张申府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同心同德,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懈努力。

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专程来到觉悟社,他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一再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取得真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以后,觉悟社还请了刘半农讲“白话诗”,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徐季龙、包世杰畅谈救国问题。

张申府一生中的两次重大行动,对他人生影响极大。一次是1925年,党的四大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共有20人。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张申府说,同意我观点的就留下,不同意的就滚蛋,大概别人没同意他的意见(也有的说是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致),他就一甩手走了。当时作为四大代表的周恩来极力劝他不要一气之下离党,但他却没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党内。他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被推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

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周恩来已在这月8日注册入学,学号是62号,进该校文科学习。不几日,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11月25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后来在跟人谈起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我是南大挂了名,因为反动派迫害,未读多少书。”

再一次就是1948年共产党节节胜利之时,他于10月23日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8周年纪念会。会后游行,邓颖超、张若名等觉悟社女社员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持“中华万岁”、“热心爱国”等各色小旗高喊着口号。刚刚走上街头,几百名保安队、警察挥舞着枪托野蛮地冲向女学生。面对拦阻和殴击,邓颖超一面高喊“警察也要爱国”、“禁止打爱国学生”等,一面勇猛地向外冲。警察动手了,邓颖超被打得吐血,她的好友王贞儒被枪托击伤肩膀,觉悟社社员李锡锦被刺伤眼睛……尽管11人被殴伤,大家没有屈服,在周恩来等的带领下冲向警察厅。

张申府发表的这篇文章,公开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被认为“不合时宜”,被批判为“伪装民主,坏人,卖身投靠,军统走狗,特务小卒,伪自由主义分子等”。这也使民盟开除了他,他的妻子刘清扬与他离了婚。

这时,大家推周恩来、李毅韬等4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外号“杨梆子”的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拒绝接见,而是派代表丁振芝会见学生代表。一见面,愤怒的周恩来就质问:“为什么禁止群众国庆游行?为什么纵容军警打伤学生?”蛮横的丁振芝根本听不进这些,他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向法庭起诉去吧!”说罢,拂袖而去。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张申府,亲自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并为他亲批了住房。

群众更加愤怒了,周恩来等代表又去见省长曹锐,可曹锐溜了,只有一个参谋长出来敷衍。天色已晚,周恩来等人经过商量决定暂时散去,做好其他斗争准备。

永利皇宫 4

10月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4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20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973年,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先生逝世。在追悼会上,张申府见到了周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当时很多人争着问候周总理,张申府没有机会和周总理说话,但周总理委托罗青长与之打了招呼。

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爱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推动。25日,天津学生1000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张申府获悉后,心情非常悲痛。这可以从他1月9日的日记中看出:“约七点前(或六点半)醒听广播,突闻周翔宇故友(恩来总理),已于昨早九时因癌病医治无效不起!七点多起床后,一直感到震动悲伤,心神不安!”“早起即拟一挽联。上联:‘为人类为革命奋斗一生’,下联:‘无名心无私情当今完人’。”“上款拟作‘翔宇总理同志兄万古不朽’”。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10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张申府虽然最终没能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但他始终深深地怀念周总理。在亲友的劝慰下,他的情绪逐渐平静,并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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