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下五千年: 果戈理

  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的脸。”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为什么沙皇如此讨厌《钦差大臣》呢?这事我们要先从他的作者果戈理说起。
  果戈里是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1809年4月,果戈里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爱好绘画,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读中学时,他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服务、造福人民。后来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才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从理想的梦幻中渐渐觉醒过来,透过城市那富丽堂皇的外表,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
  在彼得堡,果戈理有幸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这对于他走上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普希金的友情与交往更被传为文坛的佳话。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步入文坛。这部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精美的结合,以明快、活泼、清新、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它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
  1835年,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彼得堡的故事》的出版给他带来声誉。《米尔戈罗德》收入4篇小说,其中《塔拉斯·布尔巴》是历史题材,塑造了哥萨克英雄布尔巴的形象,歌颂了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彼得堡的故事》取材当时现实生活,展示了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剧,尤以《狂人日记》和《外套》最为突出。《狂人日记》艺术构思独特,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人和狗的通讯、几篇日记,形式荒诞。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受阶级社会重重压迫,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外套》写地位卑微的小官吏惟一生存乐趣是渴望攒一点钱做一件外套,不料新外套刚上身便被人劫走。这件事反成笑料,主人公最后含恨死去。
  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描写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一筹莫展,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闹出许多笑话。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它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重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剧本题词“自己的脸丑,为什么要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公演,获得惊人成功,但遭到俄国官僚社会的攻击和诽谤,果戈里被迫出国,5年后回国,于1842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死魂灵》。
  《死魂灵》描写了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乞乞科夫的故事。他为了发财致富,想出了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妙计。在N市及其周围地主庄园,乞乞科夫贱价收购在农奴花名册上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渔利。后来,乞乞科夫又来到某省省会,廉价收买“死魂灵”到民事法庭去办理买卖契约和注册登记,企图把死人当作活人拿到救济局去抵押,骗取大笔钱财。当他在省城办完手续,被官吏们当作有大批农奴的地主和百万富翁时,一个冒失卖主突然揭发了他买死魂灵的秘密。但官吏们对此都不理解,反疑神疑鬼,胡乱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乞乞科夫也只好偷偷溜掉。
  果戈里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地主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画廊。通过对地主种种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已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死魂灵》以俄国“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里是第一人。所以《死魂灵》历来被认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继《钦差大臣》之后,《死魂灵》再次震撼了俄罗斯。果戈里被迫再次出国。后来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希望在里面写几个好地主,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终未成功。1852年他在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辞世。

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彼得堡大剧院正上演一出戏,戏名是《钦差大臣》。这是个讽刺喜剧,剧本写得精彩极了,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观众完全被征服了,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的脸。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为什么沙皇如此讨厌《钦差大臣》呢?这事我们要先从他的作者果戈理说起。
果戈里是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1809年4月,果戈里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爱好绘画,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读中学时,他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服务、造福人民。后来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才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从理想的梦幻中渐渐觉醒过来,透过城市那富丽堂皇的外表,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
在彼得堡,果戈理有幸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这对于他走上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与普希金的友情与交往更被传为文坛的佳话。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步入文坛。这部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精美的结合,以明快、活泼、清新、幽默的笔调,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它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
1835年,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彼得堡的故事》的出版给他带来声誉。《米尔戈罗德》收入4篇小说,其中《塔拉斯布尔巴》是历史题材,塑造了哥萨克英雄布尔巴的形象,歌颂了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彼得堡的故事》取材当时现实生活,展示了生活在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剧,尤以《狂人日记》和《外套》最为突出。《狂人日记》艺术构思独特,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人和狗的通讯、几篇日记,形式荒诞。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微不足道、安分守己的小公务员,受阶级社会重重压迫,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外套》写地位卑微的小官吏惟一生存乐趣是渴望攒一点钱做一件外套,不料新外套刚上身便被人劫走。这件事反成笑料,主人公最后含恨死去。
1836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描写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一筹莫展,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被误认为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闹出许多笑话。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它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重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剧本题词自己的脸丑,为什么要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公演,获得惊人成功,但遭到俄国官僚社会的攻击和诽谤,果戈里被迫出国,5年后回国,于1842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死魂灵》。
《死魂灵》描写了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乞乞科夫的故事。他为了发财致富,想出了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妙计。在N市及其周围地主庄园,乞乞科夫贱价收购在农奴花名册上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渔利。后来,乞乞科夫又来到某省省会,廉价收买死魂灵到民事法庭去办理买卖契约和注册登记,企图把死人当作活人拿到救济局去抵押,骗取大笔钱财。当他在省城办完手续,被官吏们当作有大批农奴的地主和百万富翁时,一个冒失卖主突然揭发了他买死魂灵的秘密。但官吏们对此都不理解,反疑神疑鬼,胡乱猜测,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乞乞科夫也只好偷偷溜掉。
果戈里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地主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画廊。通过对地主种种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已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死魂灵》以俄国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里是第一人。所以《死魂灵》历来被认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继《钦差大臣》之后,《死魂灵》再次震撼了俄罗斯。果戈里被迫再次出国。后来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希望在里面写几个好地主,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终未成功。1852年他在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辞世。

  这时,从一个豪华包厢里站起来一个人,他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只听他恨恨地对身边的王公大臣说:“这叫什么戏!我感到它在用鞭子抽打我们的脸,其中把我抽打得最厉害。”说罢,他出了包厢,气呼呼地回到了宫中。贵族大臣们早就感到不痛快了,戏好象专门讽刺他们似的,沙皇走了,他们一个个都溜掉了。戏还在演,观众还在热烈地鼓掌和欢笑。为什么沙皇如此讨厌《钦差大臣》这出戏呢?这事我们要先从他的作者果戈理说起。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索罗庆采镇。他父亲是个不太富裕的地主,博学多才,爱好戏剧,曾经用俄文写过诗,用乌克兰文写过剧本。他常带着年幼的果戈理去看戏,所以果戈理从小受到熏陶。上中学时,他就尝试写剧本,在学校举行的节日晚会上,果戈理亲自登台演戏,他尤其善于演老年人的角色,老师们都说他有演员的天才。

  1828年底,果戈理中学毕业到彼得堡,谋得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务。这期间,他看到了俄国官僚制度的黑暗内幕,上司贪赃枉法,同僚卑鄙庸俗,果戈理很快就辞职不干了。但这段生活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1835年,果戈理出版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集《密尔格拉得》,主要表现俄国偏远的乡村里地主们空虚庸俗的生活。其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是《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是邻居,要好的朋友,两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伊凡诺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下的萝卜,而尼基福罗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上的萝卜。伊凡诺维奇是纵向发展又瘦又长,尼基福罗维奇则是横着发福,又粗又胖。两个伊凡各有所好。伊凡诺维奇喜欢吃香瓜,每次吃饭后都要吃两个香瓜,吃后把瓜子包在特备的纸里,纸上写着:“此瓜食于某日。如有人同座,则在后面加上:“与某君同食”。尼基福罗维奇喜欢洗澡,而且把桌子茶具都放在澡池里,他喜欢在这样清凉的境界中喝茶。后来,两人为争夺一支猎枪,尼基福罗维奇骂伊凡诺维奇是只“公鹅”(俄语意思是“笨蛋”),为此两人结下深仇大怨,一连打了十几年官司,双方都倾家荡产。由此我们看出,俄国地主的生活是多么无聊啊?

  继《密尔格拉得》之后,果戈理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彼得堡故事》。这部小说集主要描写的是俄国京城的黑暗现实,其中最有名的是中篇小说《外套》,主人公叫亚卡基,是个小公务员。他每天埋头抄写公文,每年只有400卢布的收入。他的外套已经破烂不堪,好不容易省吃俭用,做了一件外套。他兴高采烈地穿着新外套去上班,大家要他请客,后来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副科长答应代他请。亚卡基也应邀参加了晚会,在这天夜里回家的路上,他的外套被强盗抢走了。他去找警察局长,局长不管。又去找某个“要人”,“要人”把他痛斥了一顿,他吓晕了过去,回去后倒在床上。第二天,他发高烧死掉了。这个小说揭露了俄国贵族官僚的自私冷漠,描写了沙皇专制制度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1835年秋天,果戈里去拜访普希金。两人谈了一些文学创作上的问题。接着,普希金讲了一个笑话,是他亲身经历的事。他说:“两年前,我到喀山一带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的历史著作。路过奥伦堡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时,那里的县长听说我是彼得堡去的,把我当作皇上派去的‘钦差大臣’,拼命奉承巴结我,还向我行贿。想象一下当时他们的丑态吧!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什么‘钦差大臣’,等他们弄清了真相,对我的态度立刻不同了,象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竟然会有这种事!真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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